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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敦煌遗书溯源道地药材

中医中药秘方网 www.21nx.com 发布时间:2017-05-20
关于道地药材形成的时期,意见尚不一致。有人认为,在魏晋南北朝,道地药材实际上已经完全形成[1]。也有人认为,道地药材的名称,最早出现在明代的医学著作,道地药材的最终确立是在明代[2]。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古医书抄卷,本文即以此来考证唐代以前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,较真实可靠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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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以敦煌遗书溯源道地药材
1900年,人类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,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内,发现了封存900余年的近5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,现称为“敦煌遗书”。其内容囊括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,对于研究古代社会、语言、文学、历史、艺术、宗教、天文、气象、医学等,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其中医药残卷近百卷,为迄今出土的古医书中文字和内容最多者。由于旧中国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,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,便在1907年和1908年,先后被英、法文盗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其部分精华劫往国外(现编号为“S”和“P”)。其后,又有部分散失日、俄等国。现今国内收藏有这些原卷的缩微照片。
 
道地药材指中药材中人们公认的来源于特定产地的名优正品药材。中医治病主要用中药,为了追求好的疗效,首先要保证药材的质量。先秦时期,古人即已发现药材质量和产地有关,从而把“质优”和“产地”联系在一起,这就是道地药材的肇始。秦汉一统后,随着经济的发展,药市出现,药材商品化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追求特定产区的药材已成为药业界的普遍现象,道地药材逐渐产生。隋唐时期,国力强盛,经济发展,商品贸易发达,药物交流频繁,促进了道地药材的形成和流通。此后,道地药材不断发展,逐渐形成既具有物质和医学属性,又具有商业和文化属性的概念。近代学者经研究,也证实药材的产地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[3]。因而,研究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,具有现实意义。
 
追溯唐代以前我国药学发展的历史,有助于确证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。成书于东汉末期(公元2世纪)的《神农本草经》,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,载药365种,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总结。梁代陶弘景(公元456—536年)搜集和整理了魏晋以来300余年间的药学发展,著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,载药达730种,并论及药物产地、采制加工、真伪鉴别等。唐代医药学有较大发展,唐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,国家颁行了《新修本草》,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学著作,载药844种,不仅反映了我国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,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但由于兵火洗劫,这些本草著作早已亡佚,现存的各种版本,均是由明清以来的学者考订、辑佚、整理而成。然而,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古医书抄卷,上述著作均有记载,而且最接近原貌。因此,用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来考证唐代以前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,应该更真实可靠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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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地药材在唐代已完全形成
以敦煌遗书来考证,认为道地药材这一事物在唐代已完全形成。
 
龙530卷[4],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。首残尾全,内容基本完整。墨笔抄写,共存720行文字。卷末记有“《本草集注》第一序录—华阳陶隐居撰”,可知此卷为《本草经集注》卷一。内容包括弘景序、序例本文及陶注。抄写时间,一说据书末所记定为唐开元六年(公元718年);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断为六朝写本。该卷云:“诸药所生,皆的有境界……江东以来,小小杂药,多出近道,气力性理,不及本邦。假令荆、益不通,则全用历阳当归,钱塘三建,岂得相似?所以疗病不及往人,亦当缘此故也。”明确指出药材的质量和产地有关,道地药材是以“气力性理”即质量取胜,未用道地药材故而疗效较差。该卷还反映出南北朝时医药已分家,药材成为商品,推动了道地药材的形成。卷中云:“今诸药采造之法,既并用见(现)成,非能自采。”“众医睹不识药,惟听市人;市人又不辨究,皆委采送之家。”市人即是药商,“市人不解药性,惟尚形饰。上党人参,殆不复售。华阴细辛,弃之如芥。且各随俗相竞……”当时的上党人参,华阴细辛,是公认的道地药材,而药商为谋取利益,只注重习俗行情和药材形饰,将道地药材弃之不用。“以此疗病,理难即效。”该卷还提及“蜀药”“北药”之称,是以来路命名药材之始,也是药材贸易发展的反映。
 
P·3714、S·4534,均为唐《新修本草》残卷[5]。P·3714卷,首尾残缺,载药30种。正文以大字朱、墨杂书,朱书为《神农本草经》文,墨书为《名医别录》文。注文以小字墨书,紧接正文为药物七情畏恶,属《名医别录》的旧注,次为陶弘景注文,“谨案”二字以下为唐新修时所增注文。此种写法,为世存该书遗迹所仅见者,极近原貌。文字避“世”“治”讳,不避“恒”,又其卷背有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(公元667—669年)的驿牒,说明抄写距该书颁行不到10年。S·4534卷,为两个残片,墨笔抄写,载药近10种,文字避“世”“治”讳,考为唐代抄本。此两卷每药项下正文中记载性味、功用、主治、产地、采集和炮炙,注文中记载药物形态、真伪鉴别、产地优劣,可明显反映出唐代药学知识的发展和道地药材的形成。如P·3714卷天雄条,《神农本草经》原载“生山谷”,陶弘景《集注》云:“今宜都伥山最好,谓为西建。钱塘间者,谓为东建,气力劣弱,不相似。”而唐代“谨案”中云:“天雄、附子、乌头等,并以蜀道绵州、龙州出者佳。余处纵有造得者,气力劣弱,都不相似。江南来者,全不堪用。”四川的附子、乌头从唐迄今,一直是著名的道地药材。此外,卷中在多处记载药物的最佳产地和优劣鉴别。如半夏,陶注云:“第一出青州,吴中亦有,以肉白者为佳。”“谨案”云:“江南者,大乃径寸,南人特重之。”恒山,“出宜都、建平,细实黄者,呼为鸡骨恒山,用最胜。”葶苈,“出彭城者最胜。”甘遂,“第一本出太山、江东。”“真甘遂皆以皮赤肉白,作连珠实重者良。皮白乃是蚤休。”
 
S·5614的第7~10页为张仲景《五脏论》残卷[5],墨笔抄写,共83行,约1440余字。右下角残缺,余尚清晰可辨。文中不避唐“世”“治”“旦”“恒”讳,另岁字头作“止”,与五代写经同,推证其为五代写本。卷首虽题“《五脏论》一卷,张仲景撰”,但从文中提及一些晋代和南北朝医学家、印度名医耆婆以及唐代最早收载于医学著作的一些药物,而未提及唐代大医孙思邈,推测其为隋或初唐时的著作。该卷记载了百余种药物的主治、功效,其中蓖麻、密陀僧、荜茇3种为唐代从国外输入。卷中提及20种药物的炮炙、鉴别,如“泰胶结罗纹之状,干漆作蜂巢之形”“升麻只求青绿”“桂心取其有味”“秦椒须汗,矾石当炮”“防葵惟轻为上,狼毒惟重为佳”“菟丝酒添乃良,朴硝火烧方好”等。可见唐代的药材加工技术已达较高水平。又如对道地药材的论述十分精彩:“蓝田玉屑,镇压精神;中台射香,辟除梦魇。河内牛膝,去膝冷而止腰痛;上蔡防风,愈头风而疗肋痛。晋地龙齿,差癫痫而去头疼;太山茯苓,发阴阳而延年益寿。”说明唐代道地药材已很流行。
 
P·3644卷[6]收载了一篇集市药店的叫卖辞:“橘皮胡桃瓤,栀子高良姜,陆路诃黎勒,大腹及槟榔。亦有莳萝荜拨,芜荑大黄;油麻椒蒜,河藕弗香;甜干枣、醋石榴;白矾皂矾,紫草苏芳;沙糖吃时牙齿美,饧糖咬时舌头甜。”可见,该药铺从北药,到南药;从国产药,到波斯产的诃黎勒、莳萝、荜茇,一应俱全,反映出唐代药材市场的繁荣和中外贸易的发达。
 
3
唐代土贡制度促进道地药材的流通和发展
敦煌遗书地志残卷[7],现藏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。首尾俱残,墨笔抄写。从同谷郡成州(属陇右道,道名残缺)起始,依次为陇右道残存16州,关内道24州,河东道19州,淮南道14州,岭南道65州,止于贺水郡澄州,共计138州。各州名下用小字记载距京都里程、土贡及公廨本钱数,下写该州所属县名。土贡部分包括吃穿用品、矿产、药名和手工艺品。以此卷和《唐书·地理志》校对,该卷中有天宝元年更名的郡、县名,而未见天宝七年以后新置属县,可确定其书写年代在天宝初期(公元742—749年),当时全国共有郡州328个,残卷约存载了42%。记载的土贡药名共19种,涉及25个州,占地志总州数的18%。(见表1)

 
 唐代土贡制度的特点是:诸州所上贡品都是官府收购当地的特产[8]。就药品而言,一定是产于该地的质量优良、誉满全国的佳品。所以,一般认为贡品药材即是道地药材[9]。孙思邈在其所著《千金翼方》中按唐各道归纳药材产地(有人认为“道地”药材的名称即源于唐代行政区划“道”),强调用药必依土地,并以进御贡品来表明药品的质优誉佳。该书卷一列有“药出州土”专节,载“其出药土地,凡一百三十三州,合五百一十九种。其余州土,皆有不堪进御,故不繁录”[10]。地志残卷记载的土贡药品,不仅具体指出当时道地药材的产地,同时说明该地有一定的产量和优良的加工技术,并具有良好的信誉,有力地证明了道地药材在唐代已完全形成。另一方面,土贡药品必然提高了道地药材的声誉,为这些药品的国内外交流创造了条件,唐代时中药已传到朝鲜、印度、东南亚和阿拉伯诸国,促进了道地药材的流通和发展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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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   结
唐代国力强盛,经济繁荣,国内外交流频繁。以敦煌遗书医药残卷考证,可见唐代的药学知识已发展到较高水平,强调用药必依产地,才能保证药品质量和临床疗效。药物的栽培和加工技术提高,药材商品化,药品市场繁荣,药材贸易发达,在此社会背景下促使道地药材完全形成并流行。唐代的土贡制度和药品进贡,不仅是道地药材形成的标志,同时也促进了道地药材的流通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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