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庸医费人 明医费己

中医中药秘方网 www.21nx.com 发布时间:2018-03-07
“学医费人”是出自蜀地的谚语。北宋苏轼应张希元之请作《墨宝堂记》,其中提到:“余蜀人也,蜀之谚曰:‘学书者纸费,学医者人费。’”谚语本就有一定的流传度,再加上大文豪苏轼的传播,影响力就更大了。“学医费人”从字面解释,“费”人就是“害”人,意思就是医生的失治、误治会枉费一些人的性命和健康;从引申义来讲,“费”即“耗”,是说学医是一件很耗费医者的事。因此,学医费人有“庸医费人”和“明医费己”两种解释。
 
庸医费人
 
日本医家高森正因解读说:“医误药几十遭,然后困心焦虑,得以成良医之名。”客观地说,在初业医者甚至行医多年的名医身上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医者按医术有三六九等之分,到了“费人”的程度,当属粗工、庸医。所谓“庸医杀人不用刀”。中医史上有一件庸医费人事件,就和苏轼有一定关系。
 
宋代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,时逢当地瘟疫流行。苏轼故人巢谷用所藏秘方救人无数。苏轼求方于巢氏,得方之后又传给了当时著名的医家庞安时。苏轼希望能借助庞氏的医名和著述将方子传播出去,惠及世人。庞安时在《伤寒总病论》中收录了该方,并记述曰:“此方苏子瞻《尚书》所传。”苏轼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将之公之于世,推而广之。
 
这首神秘的方子,叫“圣散子方”,由高良姜、白术、白芍等20余味中药组成。到了宋哲宗时,苏轼做了杭州太守,又恰逢疫病流行,圣散子方再建奇功,杭州民众“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”。苏东坡两次亲历圣散子的奇效,对此方推崇备至,在方后写道:“用圣散子者,一切不问,阴阳二感,或男子女人相易......连服取瘥......药性小热,而阳毒发狂之类,入口便觉清凉,此药殆不可以常理而诘也。若时疫流行,不问老少良贱,平旦辄煮一釜,各饮一盏,则时气不入。平居无事,空腹一服,则饮食快美,百疾不生,真济世之具,卫家之宝也。”
 
苏东坡以“一切不问”、“不可以常理而诘”、“不问老少良贱”来论方,其认识可谓粗浅,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记载:“宣和间(宋徽宗年间),此药(圣散子)盛行于京师,太学生信之尤笃,杀人无数,医顿废之。”在宋人陈无择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以及明代医家俞弁《续医说·第三卷·圣散子方》中,都提到了宋末辛未年时瘟疫流行,服圣散子被害者“不可胜数”的悲惨局面。此外,俞弁还清楚地记载了圣散子方在明代的一次应用:“弘治癸丑年,吴中疫疠大作,吴邑令孙磐,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,并以其方刊行,病者服之,十无一生。”
 
圣散子方,从“百不失一”“活人无数”到“十无一生”“杀人无数”不过几十年时间。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苏轼。苏轼对圣散子方的传承和推广是值得肯定的,但对圣散子方推崇过度,以“一切不问”的武断方式来传播,则是过犹不及。然而苏东坡毕竟不是中医,那些不求病因、不做辨证,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的“粗工”,才是“费人”的刽子手。庞安时在《伤寒总病论》一书中将圣散子方放在了“卷第四·时行寒疫论·时行寒疫治法”条下,可见其对此方应用是有清醒地认识的。或许是出于对苏轼的尊重,庞氏直接把苏的序言一并载入,既没有纠正苏轼的错误,也未加入己论。这就导致那些被苏轼的盛名蒙了心智的粗工,将圣散子方变成了杀人的利器,何其悲哀!
 
此类事件,绝非孤案,尤其在疫病流行之时,死于粗工之手者并不鲜见。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·自序》中写道:“癸丑岁,都下温疫大行,诸友强起瑭治之,大抵已成坏病,幸存活数十人,其死于世俗之手者,不可胜数。”庸医费人,有几种常见的类型。
 
其一,疫病类比较暴烈的疾患,药误犹如火上浇油,病势汹汹,最易害人。
 
其二,病势危重者,小误即能生变,从而贻误生机。王孟英《回春录·一、内科·暑温》载有一案:“王子与,病革,始延孟英视之,曰:阴虚之质,暑热胶锢,殆误投补药矣。乃叔少洪云:侄素孱弱,医投熟地等药十余剂耳。孟英曰:暑热证,必看邪到血分,始可议用生地,何初病即进熟地?岂仅知禀赋之虚,而未睹外来之疾耶?昔贤治暑,但申表散温补之戒,讵料今人于律外更犯滋腻之辜,而一误致此,略无悔悟,不啻如油入面,如漆投胶,将何法以挽回哉?越日果卒。”禀赋素虚,患温发热,粗工滋补误投,一误致命。
 
其三,就是峻猛、急暴之剂误用,往往势急难救。徐灵胎在《医学源流论·卷上·方药》有“热药误人最烈论”一说:“大热大燥之药,则杀人为最烈。盖热性之药,往往有毒;又阳性急暴,一入脏腑,则血涌气升。若其人之阴气本虚,或当天时酷暑,或其人伤暑伤热,一投热剂,两火相争,目赤便闭,舌燥齿干,口渴心烦,肌裂神躁,种种恶候,一时俱发。医者及病家俱不察,或云更宜引火归元,或云此是阴证,当加重其热药,而佐以大补之品。其人七窍皆血,呼号宛转,状如服毒而死。”
 
其四,长时间滥用补药,变成败坏之证。中医养生、治病,有一个根本原则,就是“补偏救弊,调和脏腑”。曾几何时,病人、医者有好用温补者,害人不浅。《辨证录·序》里提到:“可骇者,不论其人之形气与天行之节候、致病之根源,而擅用桂、附、人参,以为能用贵药者为通方、为老手,而不知杀人于三指,而卒不自认其罪者,莫若此等庸医之甚也。余抚粤未及三载,而闻医之杀人者不可数计,殊悯粤人之甘心送命于庸医而不自知也。”这种错误多发生在富贵膏粱之家,病人喜服贵药、补药,而庸医也往往迎合,殊不知药不对症,参茸也是毒药!
 
其五,庸医藏拙,用药不求因、不辨证,用不痛不痒的稳当方药,日久病情迁延、深入,以至于不治。《市隐庐医学杂著·苦口婆心语》就指出了这样一种不良现象:“对病发药。然则,药之当中乎病也,明矣。夫病有寒热虚实,即药有温凉攻补,汗吐和下。苟中乎病,病自去矣。从未有不究病因,不问病状,而概以不着痛痒,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,一例投之,可望去病者。乃病家习闻其说,以为此稳当之方也。医者乐藏其拙,以售其欺,亦以此为稳当之方也。于是乎桑、丹、栀、豉等味,不待摇笔,而已毕集于腕下矣。不知此数味者,(病轻者可服,而亦可不服。)即不病者服之,亦无害也。倘病必以药愈者,而仅以此投之,迁延日久,使病益深,愈治愈坏,至不可起,谁执其咎!”
 
以上五种,为常见之误例。中医诊病有明“色脉”之精微,治病有“逆从”之道、“虚虚实实”之戒,处方用药有一定的法度和宜忌。临证之时皆当用心,才不至误诊误治。历史上有不少明医如李东垣、黄元御等皆因亲人或自身遭受“庸医费人”之害,痛定思痛之后习医而成为明医的。总之,医者操司命之责,切勿做费人之庸医!
 
明医费己
 
唐代孙思邈曾说道:“世有愚者,读方三年,便谓天下无病可治;及治病三年,乃知天下无方可用。”学医绝不是读书、临证几年就能学成的。孙思邈自幼聪慧,奈何“幼遭风冷,屡造医门”,以至于倾尽家产。于是孙思邈在十八岁时志于学医,直至“白首之年,未尝释卷”,被后人尊称为“药王”。他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告诉我们如何能成为大医:“凡欲为大医,必须谙《素问》《甲乙》《黄帝针经》、明堂流注、十二经脉、三部九候、五脏六腑、表里孔穴、本草药对,张仲景、王叔和、阮河南、范东阳、张苗、靳邵等诸部经方,又须妙解阴阳禄命,诸家相法,及灼龟五兆、《周易》六壬,并须精熟,如此乃得为大医。若不尔者,如无目夜游,动致颠殒。次须熟读此方,寻思妙理,留意钻研,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。”
 
为“大医”,首先要在医术方面有所造诣。需钻研经典和历代名家经方,得其真要;同时还需要精熟《周易》等书。另外,一定要涉猎群书、广播见识,知仁义之道、古今之事、慈悲喜舍之德、自然之大道。至于五行休王之说以及七曜周旋的奥理,也须当探索。应了那句“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”。
 
另外,欲为大医者,在道德、形神等方面也应有很高的追求。药王孙思邈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“论大医精诚”,从为医之心、为医之体、为医之法等方面诠释了如何做一个“精诚”的大医。
 
大医“习业”“精诚”之难如此,但这正是对于医者的激励。历史上名医代出,哪个不是殚精竭虑、积学有年、勤于诊务的呢?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出生于中医世家,在浓厚的医学氛围熏陶下,叶天士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只是在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的封建社会,自幼也是以习举子业为主。叶天士14岁时,父亲病逝,家庭的支柱不在了。对于年少的叶天士来说是不幸的,然而对于习举子业的叶天士来说,这恰是一个习医的转机,不管是基于家庭责任,还是心中所向,叶天士弃儒从医了。最开始他跟随一位姓朱的父亲的门人学医,很快叶天士的天分就显露出来了,他“闻言即解,见出师上”。他以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”为信条,读万卷书,又行万里路,遍访周边良医,如当时名家王子接、马元仪、周扬俊、张璐玉等。
 
据说,叶天士听闻某人善治某病,得时便虚心从师请益,据乾隆时人王友亮《叶天士小传》言:“叶年十二至十八,凡更十七师。闻某人善治某证,即往,执弟子礼甚恭,既得其术,辄弃去,故能集众美以成名。虽其聪慧过人,然学之心苦而力勤,亦非人所能几及矣。”
 
清代的吴炽昌《客窗闲话·金山寺医僧》中讲述过一则叶天士拜金山寺医僧的事迹,大意是:一举人入京考赶考,经过苏州时得了感冒,服叶天士一剂药治好了。同时,叶天士也从脉象上诊出了他患有消渴症(类似于糖尿病),并预言“舍舟登陆”后必发,且无药可救,寿命最多还有一个月,劝其回家料理后事。举子心中悲戚,但在同伴的怂恿之下,还是踏上了继续赶考之路。到了江苏镇江,机缘巧合来到金山寺,遇到一位医僧。举子求诊,医僧给出了和叶天士一样的诊断。但不同的是,他给出了治疗方法——渴即以梨代茶,饥则蒸梨作膳,并预计到了京城,食过百斤病也就好了。结果的确如此。受医僧所托,举子将此事转告了叶天士。叶天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,很是惭愧,于是摘牌停业,遣散门人弟子,并放下身段,隐姓更名,投于医僧门下学习医术。
 
一段时间后,叶天士感觉老僧人的医术好像和自己差不多,于是再诊治疾病的时候,便请求代为立方。医僧看完处方,夸赞他的医术与大名鼎鼎的叶天士不相上下。但是叶天士对自己并不满意,因为对于消渴病的诊治,深知自己的医术还是逊于僧人的,只是差距在哪还不知道。终于,在一例虫积腹痛的垂危病人身上,叶天士找到了自己与医僧差距:砒霜用“三分”与“一钱”的差别。这看似微小的差别,在效果上却是截然不同:一是病重药轻,虫暂困,再发作时必致无药可救;一是虫死除根,永绝后患。能诊断出虫病,能开得出砒霜,但却“不知虫之大小”,用药也是药不及病。医僧指点说:“谨慎太过”。《内经》有言“有故无殒,亦无殒”。谨慎太过,也会误人性命,必须精益求精,才能万无一失。叶天士心悦诚服,坦诚以真实身份相对。医僧被其所感动,将自己珍藏的一册经验秘籍赠与了叶天士。从此以后,叶天士的医术就更加高明了。
 
叶天士在80岁临终时告诫他的儿子:“医可为而不可为。必天资敏悟,读万卷书,而后可借术以济世。不然,鲜有不杀人者,是以药饵为刀刃也。吾死,子孙慎无轻言医。”其语如棒喝,为医者不可不自警。
 
庸医“费人”,害人性命;明医“费己”,救人性命。子曰:“见贤思齐焉,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(张立平)

来源:中国中医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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